什么是你的理想工作？
钱多？活少？
还是要有些意义、做起来不那么跟狗屁一样？
著名的人类学家大卫·格雷伯于2018年出版了一本反响颇广的书——《狗屁工作》（Bullshit Jobs: A Theory）。
也许文雅一点的翻译，更能让你理解什么是狗屁工作：
*中国台湾最先引进，翻译成了《40%的工作没意义，为什么还抢着做？》
*中国大陆最近引进，翻译成了《毫无意义的工作》。
你正在做毫无意义的工作吗？
每天就是做各种文书工作？
每天就是在改各种PPT？
每天帮投资人发财但心里感觉对社会没贡献？
意义感，对我们工作多么重要：比薪酬更有激励、比晋升更有获得。
但是，往这个方向想，还是在思考什么是“有意义的工作”，而不是何为“毫无意义的工作”。确实，长期以来，社会学等研究一直在关注“什么是理想工作”。
比如，当一个学生认为理想工作是去互联网大厂，他/她就会想着怎么转码农，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提出一些自我要求。当一个学生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是去当公务员，稳定最重要，那这也会影响他/她的人生选择与价值观。
可结果呢？大多数人仍然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。奇怪的是，社会学也好，整个社会科学也好，极少关注“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工作”。
– 1 – 四个命题：我们这个毫无意义的“狗屁”工作时代！
格雷伯教授建议你设想两种情形：
如果有一天，整个城市的营销人员、管理和行政人员甚至金融从业者都不工作了，我们这个世界会怎么样？
如果有一天，整个城市的垃圾回收人员和清洁工都不工作了，或者所有农村的农民都不种地了，我们这个世界又会怎么样？
好像，就算问你要PPT的领导今天不上班，其实也没什么！但要是今天所有保洁工人都不打扫卫生了，那我们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！
这就是有意义和无意义工作的区别：有意义的工作，意味着世界是时刻离不开这些劳动者的，但无意义工作其实是可有可无的。但这个世界却赋予管理人员和保洁工人不同且错误的价值等级。
格雷伯教授在《狗屁工作》一书中提出了四个命题：
我们这个社会，从事没有意义工作的员工人数众多，甚至达到20-50%。；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没有意义的工作会越来越多；
一些职业里面狗屁工作的从业者比例会非常高（例如金融、营销、管理、行政人员和经理），而另一些职业中的狗屁工作比例会非常低（例如清洁工、农民、小学教师和护士）。
做没有意义的工作会是一种“精神暴力”，这会导致你的心理健康问题。
格雷伯究竟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？
他引用了两组数据：第一项是来自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YouGov 对英国工人的民意调查，第二项是来自著名的人力资源公司 Schouten & Nelissen 对荷兰工人的一项类似民意调查。
两家调查都问受访者——“你们的工作是否会对世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？”“你觉得你的工作是否有意义？”
你猜结果怎么样？
YouGov 调查发现，37% 的英国工人表示：他/她们的工作没有为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，而 Schouten & Nelissen 调查发现，40% 的荷兰工人认为他/她们的工作没有意义。
也许你会心一笑，想想自己也是呀，但也可能有些犹豫，想说“不知道”。格雷伯教授抓住“不知道”这个选项——这是定量研究中常会设置，但却很少被认真思考的一项。他认为在调查中有这个选项，会有些奇怪，这是因为：
那些填写“不知道”的受访者，甚至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是否有贡献。这样的迷茫与无措感，也是让人感到工作没有那么明确意义的原因。
格雷伯教授还继续引用企业调查方面的报告，指出2016 年美国办公室工作人员会将 46% 的时间用于处理电子邮件、管理任务、开一些浪费时间但其实没必要开的会议。
是不是也和你类似？！
更为要命的是，格雷伯还引入了“二阶狗屁工作”的概念——为了支持会议、PPT、游说等没有意义的工作而提供后勤支持，这就是狗屁中的狗屁了。换句话说，你的部门经理在台上胡说八道那些狗屁不通的工作，你作为“二阶”/后勤人员，要提供一些狗屁不通或胡说八道的支持。
这就是没有意义中的没有意义了。
–2 – 前因与后果：金融化、管理化与异化
话说回来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用格雷伯的说法，是“管理封建主义”的兴起，或者说是金融化和管理化的双重兴起。
现在金融化手段越来越多，但金融化需要对商品占有，而不是制造和流通。以前的竞争资本主义，至少还让你跟别人竞争和比较，要生产好的东西。但现在的金融化兴起后，更像是“封建主义”——那些占有财富的人、能够大量投产的人，不用从事生产。他/她们通过“管理化”的手段，雇佣和激励那些维持他/她们财富、权力与声望的人员，比如金融经理等，实际上却如同封建时代的家奴或家臣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，并且只有这些人才能得到最有钱有势的上层人的青睐和赏赐，反而导致从事生产、维护的保洁工人等人们的边缘化。
结果呢？格雷伯指出做多了狗屁工作，没有意义感，你就会面临精神暴力的问题：你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完全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权力，让自己感到没有对生活与工作的控制力，完全被另一个人、一台机器、一个组织所掌握了。
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就想到了马克思最出名的概念之一——异化！
究竟这种精神暴力是不是异化呢？
当然，确实二者有相同的地方，比如都是对人的限制，对自我实现的约束。但是，相较来看，格雷伯的观点更强调这个工作本质上就是不必要的、没意义的。但是马克思的异化观，更强调你的工作是在社会关系中没有意义的。因为在马克思那里，你生产了东西出来，但不属于你、只属于资本家，你无法从别人那里得到技能的肯定与发展。
因此，我们最好这样理解“狗屁工作”和异化的关系：狗屁工作是异化的前提。正因为这个工作是狗屁的，你才会在和老板相处中更加有自我疏离感和幻灭感。
– 3 – 四种工作无意义感的体现：无力、脱线、贬低和自我怀疑
有一些学者，甚至来自商学院的学者，已经尝试将格雷伯的研究拓展和深入应用。英国两位学者Catherine Bailey 和 Adrian Madden近年来做了很多研究都与此有关。
在近期的研究中，二人访谈了四类不同职业的人士，包括：垃圾收集者、创意艺术家、大学教授和神职人员，请他/她们说一说发现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或没有意义时的故事
结果发现，所有人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经常出现毫无意义的感觉。
为什么呢？两位英国教授发现，格雷伯的狗屁工作，是由四种工作心态构成的：无力感、断线感、贬低感和自我怀疑感。
（四种工作心态的论文）
第一，无力感：艺术领域在商业化、大学也有庞大的官僚机器，因此每个领域你都能感到自己想投入做一份工作，而权力不在自己手里。比如，一位受访的艺术家就说：“我曾经参与拍过一部电影，大制作，请了很多国际名星，但是工作气氛很可怕，导演是个恶霸，这真的是在摧毁灵魂。”
第二，断线感： 我们理想的工作是和身边人有团队感、有交流，并且相互依赖，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正把你看在眼里，只是从做事的结果判断你，于是你会感到自己好像虽然在组织里，但却和身边的人没有共鸣，也没有被真正注视到。
这一点在垃圾收集者那里最为明显。他认为自己是对社区必不可少的，但发现其实居民不关心环境、也不关心保洁工作，只是想要个干净的结果。社区里那边人，只是觉得“你每天都去那里，做完就会离开，完全不在乎你这个人住在哪里、是谁、生活得怎么样。”
第三，贬低感：很多工作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被赋予了自我价值观，你能够从中得到自我肯定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比如，一位受访的大学教授就说到他的项目申请经历，“当我提交了一份出色的资助申请，但最后由于某种愚蠢的原因被拒绝了。即使我们的分数很高，但他们仍然拒绝了它，这太令人沮丧了，我发现这非常不公平。”
第四，自我怀疑感：在你得不到身边人的团队支持，又感到自己工作无力、价值被贬低时，便容易陷入自我怀疑：我真的可以吗？我能行吗？我能胜任吗？同样在受访的艺术家和学者那里，他们也指出自己的工作必须不断突破界限和舒适区，但是离开舒适区就会面临自己的不足，于是自我质疑就出现了。
– 4 – 迈向有意义的工作？四大悖论
虽然你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、告别狗屁工作，却会发现自己其实无时不在悖论之中。英国两位学者Catherine Bailey 和 Adrian Madden同样给出了四个悖论，帮你思考：
（四大悖论的论文）
悖论1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动力想寻找有意义的工作，希望满足自己的内在需求，但是同样是这些动力，却也会让我们走得失衡、有些过度，反而陷入没有意义的感觉。简单地讲，物极必反，过犹不及。
悖论2：我们往往认为意义在自我实现的时候才能出现，但我们要实现自我，就得依赖于他者或组织。
悖论3：意义是一种主观评估，但它也基于一个外部客观的环境，并且正是这些外部环境塑造了我们认为什么有意义、什么值得追求。
悖论4：我们常常认为“有意义的工作”是一个人对工作价值的普遍感觉，但它也与空间、时间和物质环境具体相关，甚至这些环境可能只是暂时的、部分的或偶发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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